既然国家民族走向伟大的重要标志，在于诞生一批思想成果光耀世界的大思想家，那么追求伟大复兴的中国，是否正在孕育和成长着一批大思想家及其大思想成果？如果有则反映在出版物上，如果没有其原因何在？

以我的观察和直觉，我们没有这样的人和成果，并且也没有产生出来的迹象。为什么在经济领域取得如此巨大成绩的情况下，思想领域落差如此之大？这是作者、出版者和管理者必须直面的问题，其实也是国家和民族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。

作者要回答，自己有没有能力和勇气承担人文启蒙的责任？有没有能力反映在对人类文明的正确理解，及其基础上创造新知。有没有勇气反映在开风气之先，如果没有勇气讲真理和真话，能不能保证不说假话和胡话。

出版者要回答，即便受多重婆婆的管束，编辑出版空间很小，至少可以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，允许的和争取的之间找到平衡点，让闪耀着些许思想火花的成果不至于熄灭，这是应该和能够做的。自己做了没有，还有多大差距。

管理者要回答，既然掌握着思想成果能否面世的生杀大权，是否按照中央要求的“担当精神”开展工作，是否着眼国家民族人文素质提升履职用权。如果把几年前已经为国家认定的重点图书操作成敏感作品，这种逻辑和行为会不会把社会引向思想和精神的荒漠？我们每个人终将接受社会的追问和灵魂的拷问，那里道出的不该是弄权，抑或不担当而来的酸楚。

至于全社会直面和回答的时代命题，就让我们每个人用心体会。